穿越千年读《尚书》

　　编者的话：文化典籍是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典籍，将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浓缩在字里行间，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知兴替——典籍不应束之高阁，我们应该去了解、去读懂中华民族的典籍，去与历史做精神的接续。为此，《海南周刊》特开辟“古籍新读”栏目，讲述典籍的内容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牛年新春正月初一，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即以《尚书》为推介对象。节目中，演员倪大红以“古代护书人”伏生的身份讲述《尚书》的流传和书中思想要义，撒贝宁则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与伏生对谈。在古今对话、时空转换中，传统文化经典《尚书》也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尚书》何以为“上”？

　　《典籍里的中国》选择《尚书》作为节目的开篇，一方面是《尚书》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它记载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另一方面，《尚书》虽然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但它和当下相隔久远，加上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因而难以被大众理解，也不容易广泛传播。和《论语》《诗经》等典籍相比，《尚书》与大众的隔阂是比较深的。

　　先秦时期，《尚书》直接以《书》名，直到西汉中期，它才被称为《尚书》。《尚书》之所以为“尚”，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尚”与“上”同，《尚书》是记载上古久远的书；二是“崇尚”的“尚”，因为这是孔子整理选编、儒家推崇的重要典籍。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话，《尚书》可分成四部分，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在《三字经》中，有12个字是介绍《尚书》的，即“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这句话的意思是，《尚书》的奥义充分体现在典谟、训诰和誓命当中。

　　所谓“典谟、训诰、誓命”，指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其中，“典”是先王治国的典章制度和基本史实，如《尚书》的首篇《尧典》，记载了尧和舜如何治理国家；“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记载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计的对话；“训”是大臣对于君主的劝谏；“诰”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告诫以及劝勉；“誓”是君主在战前对将士的动员令；“命”是君主颁布的正式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书》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自汉朝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政治哲学经典，它既是帝王贵族的教科书，也是普天下读书人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影响极大。

　　《尚书》的流传过程

　　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固然十分重要，但其文本残缺最多，其间真伪聚散，从汉朝以来就争议不断。按传统说法，孔子最初编《尚书》时有100篇，但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而散佚大半。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时，济南有个叫伏生的前朝博士，他在秦始皇焚书时将《书》藏在墙壁中，但后来因为秦灭之乱，所藏之《书》只剩下29篇。得知这一消息后，汉文帝召伏生入朝，但此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于是汉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去向他学习，伏生所传的《尚书》本才得以流传开来。伏生所传的本子是其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文尚书》。

　　之后，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故宅墙壁时发现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用先秦文字写成的《书》经。经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这一版本的《书》经比《今文尚书》多16篇，这就是常说的《古文尚书》。

　　然而，孔安国的这个本子未能引起重视，而是被放在了石渠阁（皇家图书馆里），只在私下流传。直到西汉末年，天禄阁秘书刘歆认为《古文尚书》有价值，由此引发了一场绵延不绝的“今古文之争”。

　　原来，汉武帝时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又按家数立官，共立十四博士，每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按当时规定，每家都有“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尚书》门下，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负责校勘皇家藏书。汉哀帝时，刘歆想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这四部“古文”经典立博士，但遭到已有的五经博士的强烈反对。后来，刘歆投靠王莽，并借后者之力确立古文经学的地位。然而，随着王莽新朝的倒台，古文经学仍被踢出主流之外。

　　之后，在西晋永嘉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再次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其中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也就是梅赜所献版本。

　　《尚书》的真伪义理之争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是文献版本和师承授受最复杂的一部。而关于《尚书》的争论中，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及所附《孔安国传》的真伪是其中最大的公案。从唐代开始，即有人怀疑《古文尚书》并不可靠，宋元明三朝的质疑者更是不乏其人。

　　南宋时期，朱熹也曾提出疑问，“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同样一部《尚书》，词章文体上如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作为儒学的宗师级人物，朱熹的怀疑态度对后朝学者的影响无疑十分巨大。

　　当然，词章难易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怀疑者认为《古文》词句清通平顺，不类先秦文字；维护者也可以认为《今文尚书》未必篇篇诘屈聱牙，也有与古文诸篇相似的。清朝以后，这一争论由辞章辩异转入考据真伪，并进而倒向“废立”的危险边缘。

　　以现代“文献学”或“史学”的立场，“真伪”问题无疑是第一位，但对清代学者而言，《古文尚书》的价值和地位不能完全由“真伪”考据来决定，因为考据的层面之上，还涉及义理的问题。大体而言，清代学者多认为《古文尚书》或有篡改修饰的伪作嫌疑，但其义理纯美，加之历史悠久，不能简单地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

　　事实上，《尚书》“真伪”的关键问题在于“原本无存”，无人知道何本是“真”，即便被认为是真的《今文尚书》，也只是伏生口述，并非原本。更何况，《尚书》中关于虞、夏及商代的部分文献是根据传闻写成，不尽可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修饰、补充甚至篡改的成分。就像历史学家李学勤说的：“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因此，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托古之作也在所难免。在“原本无存”的情况下，过分纠结于“真伪”而否定其中的义理和历史价值，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尚书》的目的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有册有典，以史鉴今，此乃中华民族之幸事。（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