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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读《尚书》

发布时间:2021-03-08 11:33:41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金满楼

 

  编者的话:文化典籍是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典籍,将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格、民族精神浓缩在字里行间,凝聚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

  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知兴替——典籍不应束之高阁,我们应该去了解、去读懂中华民族的典籍,去与历史做精神的接续。为此,《海南周刊》特开辟“古籍新读”栏目,讲述典籍的内容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牛年新春正月初一,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即以《尚书》为推介对象。节目中,演员倪大红以“古代护书人”伏生的身份讲述《尚书》的流传和书中思想要义,撒贝宁则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与伏生对谈。在古今对话、时空转换中,传统文化经典《尚书》也由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尚书》何以为“上”?

  《典籍里的中国》选择《尚书》作为节目的开篇,一方面是《尚书》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它记载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另一方面,《尚书》虽然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但它和当下相隔久远,加上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因而难以被大众理解,也不容易广泛传播。和《论语》《诗经》等典籍相比,《尚书》与大众的隔阂是比较深的。

  先秦时期,《尚书》直接以《书》名,直到西汉中期,它才被称为《尚书》。《尚书》之所以为“尚”,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尚”与“上”同,《尚书》是记载上古久远的书;二是“崇尚”的“尚”,因为这是孔子整理选编、儒家推崇的重要典籍。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话,《尚书》可分成四部分,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在《三字经》中,有12个字是介绍《尚书》的,即“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这句话的意思是,《尚书》的奥义充分体现在典谟、训诰和誓命当中。

  所谓“典谟、训诰、誓命”,指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其中,“典”是先王治国的典章制度和基本史实,如《尚书》的首篇《尧典》,记载了尧和舜如何治理国家;“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记载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计的对话;“训”是大臣对于君主的劝谏;“诰”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告诫以及劝勉;“誓”是君主在战前对将士的动员令;“命”是君主颁布的正式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说,《尚书》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自汉朝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政治哲学经典,它既是帝王贵族的教科书,也是普天下读书人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影响极大。

  《尚书》的流传过程

  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固然十分重要,但其文本残缺最多,其间真伪聚散,从汉朝以来就争议不断。按传统说法,孔子最初编《尚书》时有100篇,但后来因为战乱等原因而散佚大半。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这时,济南有个叫伏生的前朝博士,他在秦始皇焚书时将《书》藏在墙壁中,但后来因为秦灭之乱,所藏之《书》只剩下29篇。得知这一消息后,汉文帝召伏生入朝,但此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于是汉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去向他学习,伏生所传的《尚书》本才得以流传开来。伏生所传的本子是其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文尚书》。

  之后,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拆除孔子故宅墙壁时发现了一批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用先秦文字写成的《书》经。经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这一版本的《书》经比《今文尚书》多16篇,这就是常说的《古文尚书》。

  然而,孔安国的这个本子未能引起重视,而是被放在了石渠阁(皇家图书馆里),只在私下流传。直到西汉末年,天禄阁秘书刘歆认为《古文尚书》有价值,由此引发了一场绵延不绝的“今古文之争”。

  原来,汉武帝时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又按家数立官,共立十四博士,每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按当时规定,每家都有“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尚书》门下,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负责校勘皇家藏书。汉哀帝时,刘歆想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这四部“古文”经典立博士,但遭到已有的五经博士的强烈反对。后来,刘歆投靠王莽,并借后者之力确立古文经学的地位。然而,随着王莽新朝的倒台,古文经学仍被踢出主流之外。

  之后,在西晋永嘉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再次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其中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也就是梅赜所献版本。

  《尚书》的真伪义理之争

  在儒家经典中,《尚书》是文献版本和师承授受最复杂的一部。而关于《尚书》的争论中,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及所附《孔安国传》的真伪是其中最大的公案。从唐代开始,即有人怀疑《古文尚书》并不可靠,宋元明三朝的质疑者更是不乏其人。

  南宋时期,朱熹也曾提出疑问,“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晓,出于伏生者都难理会”,同样一部《尚书》,词章文体上如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作为儒学的宗师级人物,朱熹的怀疑态度对后朝学者的影响无疑十分巨大。

  当然,词章难易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怀疑者认为《古文》词句清通平顺,不类先秦文字;维护者也可以认为《今文尚书》未必篇篇诘屈聱牙,也有与古文诸篇相似的。清朝以后,这一争论由辞章辩异转入考据真伪,并进而倒向“废立”的危险边缘。

  以现代“文献学”或“史学”的立场,“真伪”问题无疑是第一位,但对清代学者而言,《古文尚书》的价值和地位不能完全由“真伪”考据来决定,因为考据的层面之上,还涉及义理的问题。大体而言,清代学者多认为《古文尚书》或有篡改修饰的伪作嫌疑,但其义理纯美,加之历史悠久,不能简单地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

  事实上,《尚书》“真伪”的关键问题在于“原本无存”,无人知道何本是“真”,即便被认为是真的《今文尚书》,也只是伏生口述,并非原本。更何况,《尚书》中关于虞、夏及商代的部分文献是根据传闻写成,不尽可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有修饰、补充甚至篡改的成分。就像历史学家李学勤说的:“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因此,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托古之作也在所难免。在“原本无存”的情况下,过分纠结于“真伪”而否定其中的义理和历史价值,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尚书》的目的是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有册有典,以史鉴今,此乃中华民族之幸事。(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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