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华大一统史绩 激发中华大一统潜力
咱们中国人选定的治国a模式是大一统的德政-礼治模式。天地人一体、人为万物之灵是它的不变信仰,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是它的根本宗旨; 而全民共创共用共享的国语、国文，则是它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鲜活载体; 它的力量源泉是全民尽心尽力、代代传承的农工实体产业; 而全民守护的中华法系,更是它的命脉所在:历史上,皇朝可以变更,法统从未中断。凡逐鹿中原的军政力量,无一不尊奉[或归化]中华法系。
一.大一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
史有明载：我中华民族早就认定了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宇宙秩序;早就认准了三皇五帝/炎黄共祖的历史传承，早就确认了九州/四海是我们世世代代守护的家园。可见,炎黄舜禹时期早己播下了大一统理念的种子，<史记>就是从三皇五帝讲起的。
夏启开启了家天下的建构,夏人获得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经验(见<尚书.五子之歌>);商汤开始,巩固了对黄河中下游的政治控制,大田垦植成规模展开,甲骨文以典册形态出现,青铜冶铸业,陶瓷制造业、牛马六畜业、丝麻纺织业、长途商贸业、酒醋酿造业，以及戈戟打造,舟车制作、货贝使用均全面上马,“华夏领土国家”正在成型,从而为全国大一统开辟了无限可能。
三千五百年前的周公, 论定了国家职能：食货领先、礼乐并举、不忘兵刑。西周政权透过乡遂制和分封制, 实现了对整个华夏九州的政治统辖与国土开发和民智开发; 先秦诸子提升了多元统一的民族灵魂、民族品性、民族智慧。先秦人为中华大一统奠定了不拔之基。
两千五百年前的秦始皇, 构建了强力而统一的帝国政治体制：政教分离、中央集权、基层自理。这使中华政治体制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体制。秦汉时,中国实体产业以精耕大农业为基础、以国家工场手工业、国家商贸业为骨干; 当时就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分工协作的作业。汉魏六朝之庄园是中华文明种子的培育所、储备室,融汇站。
隋唐时期，国家“刑礼道迭相为用”，力推精耕大农业，大兴工商实体, 注重产业管理, 注重对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的扶持,.扭转了”重农轻商”的思维惯性。由此构建的隋唐文明，与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的诸种原发文明一起，照亮了人类的绝大多数。 距今一千年前后的宋代，中国城乡生态实现了全面更新：城市率达30%以上，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有几万、十几万劳工集聚的盐场、茶场、矿山与五金冶炼;造纸，印刷、火药、罗盘成为新兴社会产业; 市场上流通着金属钱钞和交子/会子/关子等有价证券。中国, 正阔步迈向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到了明代, 举世罕见的丝织业、瓷器业、印刷业、航海业、铸币业、钢铁制造业等标志性先进业态愈益发达；更加上茶馆/酒楼/书铺/书舍/旅店/钱庄/典当行等消费型文化的崛起, 全面刷新了市民生活面貌。宋明文化表现了超前的创造力与强大的统合力， 它连蒙/满统治者策动的全局性颠覆也终被消解，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之总体性融合与提升。这种业态与市容，哪里是数百年后之欧洲的“工业革命”所能梦想的?这都拜大一统之赐。
近代一百年来，中国人在自己的黄土地上忍苦奋斗，顶住了西方资本对全球的殖民扩张、人种奴役、文化铲除；全力保住我世代相传的国语、国法、国业、国脉、国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振兴之路。当收回台澎后,在实现了新的大一统时，中国, 必定会给世界奉献一轮新的太阳。
二、中华大一统的三大柱石:文统、业统、法统
(一)文统:指有序传承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体系。文统是大一统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各族各部共通的精神纽带。中华文明集中表现为数千年思想信仰、道德伦理的向心一致;表现为民族文化/民族理念/民族品行的包容与统合，而统一的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及表达式则是其核心。
中华文统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华夏人拥有共创/共用/共享的语言文字。原始文字分布面极广,很奇怪,从一开始它就实现了“书同文”。其文字制作由刻符而甲骨而金文，由方块化的篆字而隶书而楷书,始终形音义一体，形求象形,音求乐韵,义求精准。其文章表达生动形象,艺术手法丰富多彩,“文至战国而诸体备”,那是举世无双的。
中华民族历来秉承阴阳互渗/五行相依的天地之道，确认“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大德曰生”，尊重人，尊重生命；这是中国人心理定力之本，无人能够撼动它，置换它。阴阳学说承认事物之间有对立性，但更注重事物之间的互抱互渗、互生互化关系，更注重事物之间的对等、对称、对应、对齐、对比关系，故要求辩正思维，要求执中用宏，要求共生互济，反对偏盛偏衰，反对走极端，反对一个吃掉一个“。与阴阳学说相匹配的“五行”学说，是世界万事-万物-万象之关系的模式化形象表达，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正是客观世界各种事物之间多重联系、立体交汇、生化运行、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的形象表达。
中国先民不搞机械的黑白二元对立论，不崇奉一个吃掉一个的“丛林禽兽法则”。今天，把握好东方哲学的理论生长点，我们将能向文明世界提供更为优越的公共精神产品。这样的文统,世界维一。它是中华大一统的第一柱石。
(二)业统:指有序传承的农工实体产业系统。它表现为国家实体产业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消费，它决定了我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实体产业始终占据着国家事业的核心地位,始终占据着社会经济的基础地位。中华农工产业的持续存在与不断发展,是世界最大群体能永续生存的命根子。它是中华大一统的第二柱石。
秦汉时,中国实体产业以精耕大农业为基础、以国家手工业、国家商贸业为骨干;当时就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分工协作的作业。两宋的帝国工场工业,更实现了产业基地化、集群化,规模化;同时以广袤乡村为后援,以复盖境内外的商贸业为血脉,以服务民生/服务产业的科技为羽翼，取得巨大成功。直至明的钱庄,清的会所,也无不享誉全球;只是对买空卖空的资本运作不感兴趣而巳。“金银,衡财者也，非财也。”这是我国汉唐宋明理财家的传统共识，故古代中国有“资生家”而无“资本家”。清代晋商、徽商、浙商的财富集聚惊人,他们有能力经营国内外市场，擅长金融运作，汇票满天下，甚至给朝廷放款、贷款，却没有像葡/英/法之“东印度公司”那般,在世界市场聚敛财富。
农工产业的发展，夯实了了中华民族历尽艰难竭蹶而不败的物质基础。它启示我们，应跳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破除“农业经济落后”论，破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的人为界别，不走西方列强“资本定产、军备强国、金融富国”之路，始终把发展攸关国计民生的农工实体经济放在优先地位，走好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可是,自从“工业革命”的鼓噪传到中国,将其仅有数人、数十人的“手工作坊”“行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茅”来宣传,变农夫为赤条条的无产者去为资本服务,用“工农、城乡、体脑”三大差别来分裂社会;却把中国庞大而先进的实体产业冷藏起来,让周秦汉唐宋明之产业文明空洞化,卑劣化,消解了我们的民族自尊,误导了我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方向感。
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纪以降，靠欧式资本运作加上对全球血腥的殖民掠夺，也未能达成宋明时代靠本土劳力与本土资源就已形成的体量庞大、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规模产业！这一切一再证明：中国人无需依赖殖民掠夺，不靠什么“资本运作”，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先民当然有丰厚的资金，有强大的市场运营力，根本无需用欧式“资本运作”去驱动。直至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陷于军阀混战、列强侵凌中的中国产业，依然以其体量巨大、产品丰饶支撑了一再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资本世界！而欧洲强人却是用他们的炮舰来”回报”中国人民拿出的不尽的丝瓷茶叶与香料。
中国产业自有中国特色、中国能量！如果没有中国的实体产业，哪里会有明清之际席卷欧陆两百五十年之久的“中国潮”？如果没有中国的人文学术，刚刚想到要挣脱中世纪神权统治之沉沉黑暗的欧洲人，又该如何寻求其生存之道！欧美人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真的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我们有什么理由忽略中国经济社会自身的发展历程而去崇拜西方围绕“资本运作”展开的“市场经济”呢？可见，要说明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还得重新建构反映中国产业实际的话语体系。
我国古代经济学家管仲、桑弘羊、沈括、宋应星们有个共识：“金银，衡财者也，非财也。”中国人从来不把金融运作（资本运作）上的巧取豪夺看得比经营实体产业更重要；这跟西式“资本主义”制导下走的“资本定产,军备强国、金融富国”完全是两股道。他们竭力压低实体产业，特别鄙视农业经济【其农业投资与军备投资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这才是对未来人类的生存质量、生活水平的最根本的威胁！
奇怪的是：而今中国却总有几个“学者”在追问：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似乎全世界的文明形态、经济形态、产业形态、社会管理形态都非得完全同一于欧美的“资本主义”才算“符合规律”,殊不知,当代西哲们已经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持续生存下去，必须实现文化上的东方转向，必须向孔夫子吸取智慧！”[见1982年巴黎国际生态会议公报]
(三)法统:礼法系统，即中国礼法秩序的持久传承。在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形式上取决家族血缘继承,本质上却取决于对中华法系的归心与信仰，取决于各族士民对文明之礼义、礼制、礼法、礼乐、礼仪、礼貌的贯彻和执行，取决于对中国式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及各种部门法的一致认同与遵守。历朝历代国家元首可以更换,统治集团可以变更,而中华法系则必须持续奉行,始终信守;任何军政集团的任何变法,都必须获得中华社会的礼法甄别与认可;尤其是地方割据政权、分立政权，都以是否遵奉中华法系、是否改革或放弃其原始的民族法、习惯法为准则。传承中华法统/法系,是中华大一统的本质要求。
古代中国拥有高度早熟的法理自觉，它认定“人命第一”，坚持“以民为本”，这是中华德政/礼治的基点与底线，也是“以民法/刑法为主干、诸法合体、律例并行” 的中华法系之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与权力源泉。它超越了同期世界各国通行的“神治神断、同态复仇、血亲复仇、司法决斗”的“普世法则”，从而建构成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与法典系列，形成了大一统领土国家多元向心、各民族互融共进的社会机制，形成了数千年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模式和社会管理路径。这在世界史上具有唯一性。系统梳理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提升中国公民走中国道路的理性自觉与民族共识，是当今政法学人应有的历史担当。
从国家机器诞生之日起，我国就一直在实行政教分离的体制，王权高于一切，宗教系统始终处于服务性、服从性的位置上，凡政、经、兵、刑、法、禁、礼仪、宗教、风俗、道德等,均构成法治资源。国家在王权主导下，组建了覆盖全国的行政网络。而处于这个网络结点上的各级行政负责人，担当着一方疆土的治理总责，他有权调动一切法治资源来实施综合治理,而死抱”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就是片面的了。
1、在主权独享的疆域内，实现多元统一、政教分离、中央集权、基层自理、居民自律的有效治理，实施以民为本、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健全的国家观、刑法观、伦理观, 正是中华法制据以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基准,也是依法实施刑赏的权力来源。在这里，任何军政势力一旦鼓吹分裂动乱，实施虐民误国之政，必定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而遭致全民的共同否定。
2、它摒弃“为治唯法”论，用“五礼”在行动的起点上教导人，预先遏止任何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激化；用“五禁”在运动进程中规范人，把大量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消弭在萌芽状态；用“五刑”在运动的终点审视人，作针对性的或惩或奖，从而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而不是只惩不奖，让世人终生背负什么“原罪”“本罪“，毫无人格、人权、人的主动性可言。
3、它实现了法理上的早熟：中华法理以“天人合一” “阴阳依存”为哲理基础,以“阴阳对应”“五行生克”为思维方法论；以“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价值取向,以“人命大于天”为法理灵魂,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进行法制运作。它保证了法为良法、政为德政。这才是中华法理/法系的文化之根。早在西历纪元前的一千年前，中国先民就己超越了神治神断、同态复仇、血亲复仇、司法决斗的“普世法则”，在第一次全国立法大会上,周穆王便提出了民命至上、预防为先、刑赏兼顾、分级管理、慎狱恤刑、依法定罪、衡情量刑、证据第一、误判追责的全套法治原则与狱审规程；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法治文本资源。
4、我国历朝历代从建政之初起,无不注重制订并颁布实施国家法典,法典自身也在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不断改善编纂技术。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法典的修纂，每次修纂都使社会文明得到一定的提升。我们曾反复遭遇过全局性的天灾人祸，长时期陷入分裂动荡之中，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反社会、反人类的牛鬼蛇神，也出现过道德滑坡、人心涣散的危险倾向，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华前进的步履,我们总能衰而复振、仆而又起。这,谈何容易！它端赖先民对良法良政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并将其思维成果反映到国法的制订及其有效实施上来。每一次法理争议，都使社会文明得到相应的提升；其间关于肉刑存废的争论，关于血亲复仇的争论，关于株连与大赦的争论，无不生动地体现出中华刑罚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都在推动着刑名法理的完善化。
5、中华法系、法典、法例都是以护卫人命为底线、围绕刑法展开的。刑法所关注的核心是人命、人权、人身安全问题，故其司执法原则是：法不阿贵，慎狱恤刑；疑罪从无，教而后诛；证据第一、误判追责等。它以“慎狱恤刑”为指针，遵循三审五听、注重证据、依法定罪、衡情量刑、分级管理、误判追责的一整套刑审规程。刑法的推行,激发了古代立法、司法、执法领域各个学科的超前早熟,促成了中国古代刑侦学、预审学、证据学、法医学、狱政学、司法文书学等各个法学领域获得独步世界的丰硕成果，展示出中华法系的丰厚建树。这都为欧美所望尘莫及。
6、中华法理是以阳刚旋律、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故深入人心,已经内化为中国人守法护法的内在要求。中国文化界一直以阳光心态去透视一切艰难困苦、穿透一切阴霾毒雾，而以其作品的阳刚旋律振奋着人心，支撑着民族意志，持续地发挥其拒腐防害的功能。在中国文坛上，所谓黑厚之学、靡靡之音、黑幕文章及各色奢谈戏说，从未占据过主流地位；同样,在中国法学界,一切鼓吹分裂、渲染仇杀、张扬屠戮、挑动冲突、背离公理正义的谬说,也从未找到过自己的市场。
可恼的是：近世以来，人们把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文明史定义为“封建史”，于是“封建社会”里的一切，什么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封建伦理、封建教育…… 凡事一占上“封建”，就必“批”无遗，必“臭”无疑，哪里还有一样好东西？更何论什么封建制度、封建法律、封建刑狱以至封建法典这些典型的“封建”事物呢？于是在他们那里，所谓“汉唐盛世”，所谓“五千年文明”，便只剩下一句空洞无物的口号，用来装点装点门面、提提虚劲而已。
应该指出:鸦片战争之后,大中国在列强摧残中自我挺立,自求生路,在屈辱中为他人源源输血,拯救他人于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之中。拚尽全力,阻滞了原始资本满世界疯狂扩张，阻滞了自由资本满世界横冲直撞;识破了金融资本满世界垄断经菅的瞒天诡计。也曾冒险把“洋务”引进中国,但从没忘记以我为主。不论列强有多凶险,中国谁也独吞不了,像岩缝中的劲松,逆风成长,这才是近代中华史的主流/主体,不要被“封建史”“殖民史”压弯了我们的脊梁。
三、中国的大一统史，必须用中国语言作精准表达
数千年来，除血统外.中华文统/业统/法统从未中断，不论境外的何种异质军政势力的进入与干扰，都未能使它中断，也无法置换它，更无法铲除它，反而总是被吸纳、被整合、被提升。
曾记得，当年疆土面积曾与全欧洲相当的古国如奧斯曼帝国（1281-1922，土耳其、希腊及叙利亚等国的共同前身）、莫卧儿帝国（1526-1857，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共有的前身）、桑海帝国 (在西非，今马里、尼日尔、加纳等国的共有前身，16、17世纪走向鼎盛)等在西方侵凌下都一一亡国了，而美洲之玛雅文化（前20世纪-1697，覆盖墨酉哥到巴西的地带）与印加文化（14世纪-1532，覆盖南美秘鲁-阿根廷等地）甚至被灭绝了，成了西欧人的“拉丁文化区”；相反，中国人口始终（公元前200-1900年间）占世界1/2--1/3以上，总产值在纪元前700年--公元1914年间一直占世界1/3以上，科技文化长期（前700-公元1700年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上，大中华靠自己的文明积淀，通过百年浴血奋斗，顶住了西方资本在原始积累阶段对全球殖民地的血腥扩张、人种灭绝、文化铲除的疯狂；阻遏了自由资本对全球的自由瓜分、自由掠夺、自由地“弱肉强食”的凶险；斩断了垄断资本对全球的资源垄断、市场垄断、法规垄断、金融垄断直至话语垄断的锁链，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中耗减数千万人口的伤痛，承受了“战胜国”却被“盟友”拿走两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损害，却没有“按国际惯例”收取侵略者寸土分文的赔偿。国人在内外交困的险境中接力奋斗，毅然特立于欧美体制的控扼之外，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叩开了民族振兴的大门。它比那些早在两三个世纪之前就启动了“全盘西化”进程的国度，如印度、印尼、伊朗、埃及、巴西之类更为“现代化”，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历史证明：我们无需乞灵于“西化”而实现自己的振兴——当然，我们也从不拒绝“它山之石”的撞击与砥砺，因为我们具有“玉”的质素而不是“卵”的脆弱——这便是“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一种坚韧不拔、自力更生、分而再合、衰而复兴、仆而又起的神奇逻辑。一句话，大一统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基因密码。
长期以来，人们无端地崇奉西方法治，却对中华礼治强加“封建”“反动”“人治”“独裁”等种种定性批判，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民族自信，消解了我们的民族自尊，丢失了中华法学的话语权，背离中国人自己的叙述方式，充塞着舶来的话语、观念、视角，而无视中华法治的内在特质与历史功能，以超历史的抽象否定来顶替具体的法学剖析，以法典的全面西化来拒绝民族风格的弘扬，让中华历史沦为“西方优越论”的变形旁证。这么做，事实上也就消解了中国的法治文明，拆散了“中华法系”的体系性存在，也就无法解释中国法统何以能持续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史实，无法解释中华民族何以能体量庞大到世界惟一、并长期走在文明世界前列的史实；因而也就消解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模糊了民族振兴的历史方向感与可行性路径选择。
中国大一统文化史，中国实体经济史,中华法系的发展史,必须用中国语言来作精准表达。要谨记：在数千年我国文明史上，中华法治/法理,既是政治推进力，又是文化辐射源，更是社会文明的提升机，还是异质文化的兼容器，其历史功能强大而无可替代。它保障了数千年的最庞大民族群体之持续存在,保障了庞大社会经济体的稳步发展；对内迁各族起了融合凝聚作用；对周边世界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与吸附功能, 也提升了中华制度文明的自身水准。
一句话：我们必需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 担当起发掘、疏理、萃精中华法理的重任,以求无愧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光荣时代。今天，破除成见，正视传统，更新观念，振奋精神，拓展思维空间，走出西方文化界制作的种种迷雾，重新检视我们的哲学理论、产业思想、政治制度，既要有所传承，更要大胆创新，认识并阐释好民族文化中的特色基因，吸纳全世界的思想营养，理性地走好自己的路，走一条有别于欧美的中国路，这是非常紧迫而又无尚光荣的历史责任！
[2025.10.25.7800字]
编辑：姜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