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文化生态场与情感附加

　　任何词汇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生态场中出现并生长、存活而被使用的，离开对特定文化生态场的了解，将很难准确把握其含义。请看一句话：

　　“傍晚，李奶奶发现家中来了个小偷，正在偷她家的化肥，她赶忙打110报警，不到五分钟，警察就赶来了。”

　　这句没法再通俗的话，如果让500年前的人去读，他根本没法理解——因为他不知到“5分钟”到底是多长时间、“110”这串“天书”(阿拉伯数目字)意味着什么、连怎么去读也不知道，至于“化肥”“电话”“报警”“警察”又是怎么个物事儿，他就更莫名其妙了。如果让2001年的四川甘孜深山中的山民来读，他也许会大吃一惊：“这个小偷真厉害，110名警察用5分钟的时间才捉住了他!”读“白活”如此，读 “文言”更要“出笑话”。

　　时地不同，文化生态场不同，对“信息”的“接受值”肯定不同;而人们总是从自已熟悉的文化生态场出发去理解前人、他人的话，于是生出误解就是必然的、且往往是不知不觉的：他不会意识到自己理解错了。

　　再说，时地不同，文化生态场不同，词汇所附着的情感色彩也会不同。时过境迁，什么“贬义词”“褒义词”都会发生改变甚至颠倒：“文革”以前，提起“造反”，绝对引来反感;而今这词头却一点贬义都没有召;四川人说谈恋爱是“耍朋友”，这话让江苏人听了，会理解成他在“耍弄朋友”;沈阳人说“那家饭店里人贼多”，表达的却是那儿“人很多、生意不错”的意思。

　　又如：对“封建”“殖民地”“鸦片”“原子弹”“革命”“宗教”……这些“词”，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群体在不同情况下所给予的“情感附加值”也是决不相等的，甚至是绝然相反、正负冲消的。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代的历史磨难与革命派的长期薰染，中国老百姓对“封建”一词附加的情惑、情绪，决不同于公元1800年以前的封君与地主们，当然也不同于西欧当年的“封建主”们。

　　东方各国人对“殖民”“殖民地”是恨之入骨的;西方人则以拥有殖民地为傲。他们在看到这个词头时，潜意识里会有一种亲切感、自豪感，就跟汉民族在提起汉武帝唐太宗的“开疆拓土”时一样地眉飞色舞。

　　鸦片，在西人口中、心中，跟“烟草”甚至跟“刀枪”没有区别，都是他们手中的玩意儿，是可以用来“占领市场”的宝贝儿;而在中国人的口中、心中，则跟毒品、侵略、屠杀、掠夺、殖民相钩联。说起它，在西方，至少是“中性词”，不带贬褒;在中国，它不可能不带强烈的拒斥之情。当中国人举国欢呼“我们也能造原子弹了”时，在日本，则有一股惊惶戒惧以至仇视的风暴卷过了上上下下万万千千的人的心头——这是“正常”的，否则他就不叫“日本人”了。

　　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1500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登上了一片大陆，证实这片陆地是“新发现的陆地”，故命名它为“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今天,美洲原住民、中国人、意大利人读到这条消息时,其情绪反映会一样么?

　　所以，当我们高兴时，不要忘了别人的感受。在我们为“崛起”而振奋时，别人要叫唤“威胁”的到来，那也在“情理之中”;无需大惊小怪，我干我的就是了。不过，不同境遇中,表情达意时要注意你的立场,还得掌握分寸就是了。

编辑：姜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