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女性”专栏 (十)
养育成就自我
——育儿图书中女性角色定位的变迁
几年前,一位年轻妈妈在豆瓣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当妈三年,我读了二十多本育儿书。最开始是想‘学会怎么养孩子’,后来发现,读着读着,读的都是自己。”
这条留言下面,两百多条回复,说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些打着“教你怎么当妈”旗号的书,最后都成了妈妈们看清自己、理解自己,甚至疗愈自己的镜子。
这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出版变迁。
根据开卷数据,面向青少年的图书(少儿图书+教辅)已占据了中国零售图书市场超过一半的码洋,构成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绝对主力。虽教辅读物需求激增仍有大量功利性图书,但一股关注儿童内在动力、情绪健康与亲子关系本质的潮流也在兴起。青少年心理自助是增速最快的类别,同比增长15.6%。
除了买教辅类图书,母亲作为单纯的学业监督者,买青少年心理类图书,母亲作为孩子全面成长的支持者与伙伴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女性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也在“重塑母亲自身”,也就是母亲在育儿过程中的个人体验、代际关系与社会角色的探索。
回望过去二十年的育儿图书,母亲的角色定位经历了一次清晰的转身。在传统阶段,母亲是“方法执行者”。这个阶段的图书将母亲定位为一个需要学习标准方法的“操作者”。如美国引进的《养育女儿:父母与健康女性的唤醒》(2002年,北京出版社),将女孩成长分为从出生到29岁的四个阶段,提供针对性的养育策略,核心目标是培养一个自信、健康的女孩。母亲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需要学习并应用“科学方法”的学生与实践者。
进入过渡阶段,母亲成为“关系反思者”,图书开始引导母亲跳出单纯的方法论,去审视教育背后的家庭结构与代际传承。其核心理念是强调“关系与看见”。母亲不仅是教育者,更是家庭系统的一部分。教育的过程,也是处理与伴侣、与上一代(尤其是自己母亲)关系的过程。德国教育专家苏珊·米劳的《养育向前一步的女孩》(2025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专门探讨母亲的自身经历(如来自上一代的创伤)、夫妻关系、母女关系如何深刻影响教育。另一典型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202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养育故事,揭示阶层、性别等文化因素如何“拉扯”孩子,也“拉扯”着母亲。这个阶段给予母亲的定位则变成了一个需要理解并修复复杂家庭关系的洞察者与反思者。
而当前阶段,我们可以称母亲是“自我成就者”。这是最新的趋势,图书明确将“养育”与母亲的“自我实现”绑定,视其为双向成就的旅程。主张“养育成就自我”,教育孩子的过程,是母亲重新发现自我、突破局限、实现个人成长的宝贵机会。如《养育成就自我:耶鲁母女成长记》(202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书名即点明主旨。作者单丽红记录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也是她本人学会“活在当下”、重拾好奇心的蜕变之旅。同样,《与生共渡:一个教师的十年》(202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强调,父母的自我成长与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这种阶段下的母亲的定位,则是一个在育儿中汲取能量、完成自我蜕变的共同成长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暗线:母女关系。传统图书中母女关系呈现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过渡阶段开始探讨母亲自身的母女关系创伤如何影响教育;到了《中国式母女》(2025,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书中,母女关系本身就成为被剖析、被疗愈的主体。这完美体现了焦点从“孩子”到“母亲自身”的转移。
女性由于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心以及天生的敏感,在有了孩子之后,往往最容易感受到来自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在孩子身上的体现,因而自然而然成为“理解并修复复杂家庭关系的洞察者与反思者”。能够关注到这一点的图书可以说是自身实现了一次认知升维,和这样的读者完成了同频共振。母亲将眼光从单一的“教育孩子”,转向审视孩子所处的整个家庭生态系统,并在此过程中完成自我疗愈与代际和解。
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家庭系统(尤其是夫妻关系、代际关系)失衡的投射。母亲需要成为家庭的“观察员”与“解码员”。还是以德国教育专家苏珊·米劳的《养育向前一步的女孩》为例,它不仅谈教育方法,更用专门章节探讨“母亲的自身经历”(如上代创伤)、“父母关系”对女孩成长的深刻影响。它引导母亲思考:我的焦虑是否源于我自己的童年?我和伴侣的教育分歧,反映了我们之间怎样的权力关系?
母亲作为反思者,承担着代际创伤的识别与阻断这个最具深度,也最艰难的任务。新式图书鼓励母亲勇敢面对自己的成长史。教育中许多“本能”的反应(如过度控制、情绪失控),可能是不自觉地复刻了自己原生家庭的模式。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母亲,要在养育的过程中清醒地识别出问题的存在,并有意识地在代际间阻断这种创伤的传递。
《中国式母女》是由肖楚舟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和读者联合创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发端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封面专题《母女关系》,起源于一次选题会后的聊天,最终在“译文纪实”编辑手中成为更丰富生动的一本小书。全书以“我和妈妈”以及“我和女儿”两种视角讲述母女关系的故事,并增补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知名女性人物如上野千鹤子等的访谈,同时增加采访手记作为背景补充。书中收录导演杨荔钠、脱口秀演员梁娇颖、作家巫昂等不同职业女性的母女故事,涵盖农村与城市、代际创伤与和解等主题,结合日本学者斋藤环、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等跨文化研究,探讨母职文化、代际冲突与性别意识。书中提出当代母女关系需打破传统母性神话,通过建立边界与平等对话实现新型伦理关系。该书并不为母女关系的和解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了无数种可能的活法,强调理解和接受彼此的不同,给彼此自由。
《中国式母女》这类书籍,直接剖析了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控制、愧疚与情感纠葛如何代代相传。它不提供速效药,而是提供一面镜子,让母亲看到自己既是上一代模式的“承受者”,也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施加者”,从而激发改变的决心。
洞察与反思的最终目的,是走向关系的修复与自我的重新定位。这种修复不是要求他人改变,而是从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开始,从而改变关系的“舞步”。母亲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多重关系(与孩子、与伴侣、与自己的父母)中的角色。
社会学著作《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是中国学者安超基于个人乡村成长经历与田野调查写成的著作。本书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以女人和研究者的身份回归故里、访问乡亲,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写就的中国乡村百年传续的教育家谱,对家庭教育中的亲缘共育、恩德训育、吃苦伦理、青春期悸动、贵人相助、阶层摆渡、现代养育焦虑、母职理念、象征性父权等话题进行了探讨。它通过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揭示阶层、性别等社会文化因素如何无声地“拉扯”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当母亲理解了自己也是被“拉扯”的一环时,就能从无尽的自责中解脱出来,将个体困境置于历史与社会结构中理解,从而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平和与力量,这是更深层次的修复。
“洞察者与反思者”远不只是一种育儿技巧,它是一场指向母亲自身内心世界与家族历史的深度探索。这个探索的过程在试图疗愈孩子的同时,也给了母亲一个契机去疗愈自己内在的“小孩”,达成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统一。
而母女关系之所以值得进一步探讨,是因为女孩也是将来的母亲,她对于家庭和自我的认知是代际链条的重要一环。还是拿《养育向前一步的女孩》来说,该书的核心章节引导母亲审视自身的母女关系,探讨“母亲的母亲”如何影响自己,并呼吁打破代际传递的负面教养模式。书中具体分析了“自恋的母亲”“冷漠的母亲”等多种不健康母女关系模式对母亲自身的影响。进而提出新教养观念——主张教养女儿的第一步是给母亲自己“减负”,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女儿。提出“接纳、自由、勇气、尊重”等新母亲观念。
综上所述,育儿与子女教育类图书中女性角色从“功能执行者”到“主体反思者”的深刻转变,绝非简单的市场热点轮换,而是一面映照时代精神进步的棱镜。它折射出社会认知的核心演进:母亲的价值,正从通过孩子成绩来间接衡量的“工具性载体”,回归到其作为具有独立感受、复杂情感与成长需求的“目的性主体”本身。无论是《新生育时代》对母职困境的坦陈,还是《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对结构性压力的洞察,抑或“科学家妈妈”系列对多元身份的塑造,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它允许母亲言说疲惫、接纳局限并追求自我实现。甚至公然讨论后悔生育、育儿愤怒、产后抑郁以及因育儿中断职业发展的“母职惩罚”,允许母亲作为一个“人”而非“神”存在,是社会对女性情感更宽容、更真实的接纳。
诚然,观念的先锋性与社会结构的滞后性仍存在矛盾,商业收编的风险亦伴随其中。但不可否认,这类图书已然超越教养指南的范畴,成为女性理解自身处境、获取精神共鸣进而推动家庭内部与社会层面深刻对话的重要文化力量。它标志着,在“如何做好母亲”这一永恒命题上,社会的回答正从追求一个“标准答案”,转向尊重无数个“独特的故事”与“主体的觉醒”。
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给予母亲乃至所有女性最珍贵的礼物。
编辑:刘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