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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文及其品读模式

发布时间:2021-09-10 11:24:45 来源: 法治文艺委 作者:江山宜人


      读史让人明智。你想知道为什么恰恰是在天子失威、小国林立、霸主争锋的春秋时代,会出现大一统的政治走向?为什么恰恰是在篡弑频仍、吞噬仇杀、战乱交集的东方大地,会有精耕大农业、国家工场产业的巨幅发展?为什么在衰象迭出的鲁国及鲁文化圈内,却能孕育出中华第一支以孔圣人为代表的庞大文化队伍(文士阶层)?为什么华夏文化能与特色各异的西羌文化、东夷文化、戎狄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实现多元向心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甚至血脉认同?通过品读《春秋》,我们将能破解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奥秘。
       一、史,原指现场的专职记录人;史事,指曾经真实发生的大小事件
      《礼记·内则》篇称“五帝有史官”, 这意味着我国进入文明史之初,就有专职人员“史”负责记录首领言行、发布群体的生存信息了;古籍《世本》中说:黄帝的史官“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这意味着中国人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明晰的时序概念,能做年,月、日、时的时段划分,并给以相应的甲子命名;虽说这类传说难以确证,但中国人5000年前就有了明晰的时序理念,还能用"土圭"测日影,通过观测日影的移动,进行时空转换,从而作出适时的记录,则是不容置疑的——它是有序记史的先决条件。
       到了商代,君王身边便有了巫/史两种文官。“巫”负责事前的占卜以供决策,“史”负责对己知已见的事况做及时记录,以备考查。两者相辅相成,巫史业务由家族传承。今见之《殷墟甲骨卜辞》,就是当年王朝积存的巫史资料。它记录了具体的时、地、人、事,且所记之事有因、有果、有过程,而且及时发布了——可以认为它已经初步具有后人所说的“新闻要素”了。
       西周初年,史官有了进一步的分工,叫做“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他们紧随在君王身边,专做现场记录。凡是君卿论议、礼乐征伐、民生产业、祸福灾异、天象人事,均须随时记录;连同诸侯国的重要事况,包括择立国君、娶妃立继、任免公卿之类纯粹的内政事务,也都有义务向周王室请示和向国际社会通报备案——这类"时政要闻"积攒起来,就是西周王朝的宝贵史料,其时新闻性和史料性是一事的两面。【注1; “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此类话首见于《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春秋左氏传》记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等古老制度;而《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又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
      当时国家还设有专门的史馆。主持人称太史,专记朝内官员升迁任免者为内史,专记外廷之军政大事者为外史(链及境外通报的事况),专记后宫事务者为女史,另有一批在史馆内奔走服务的小史。可见,史,原是专指为国家记言记事的专门角色;转而指由他们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又转而指根据这些史料整理而成的史书。可以说,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而史官也就是新闻官了。 【注2:“史”字在《说文》中,与“吏/事”二字属同一部首,音近义通。“史”有现场记事的新闻义项;但自从左丘明、司马迁的“史书”成功问世之后,“史”字的历史义项便被放大了,而原始的新闻义项反而淡化了;而今史与新闻则分道扬镳了。】
      春秋时,史官记事,只是做简要的现场记录,通常记事件不记情节。晋太史记下了“赵盾弑其君”一事,齐太史记了“崔杼弑其君” 一事,所记都很简要,但记者责任心极强。齐太史董狐为了及时抢记“崔杼弑其君”的政变事件,自身被杀了;二弟立刻顶上去,又被杀;三弟又顶了上去;时在史馆服役的南史闻讯后,也立刻抓起聿笔,赶赴现场,得知三弟已成功地记下了这一血案,这才退下。看来,当个现场记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由此,史官固有的记实精神得到了强化;而所记"不实",则成了历史界/新闻界的共通戒律,新闻尤甚。【注3:聿笔,在简牍上刻录文字与符号用的硬笔。繁体字“书、笔、画”皆从“聿”。那时的文字载体是竹简,用聿笔在竹简上书写,操作不易;"记事件不记情节"的简约行文,也就成了春秋时史家的行文惯例。】
      历史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最能发挥启迪作用,故《春秋》早就是古人用的"教材"了。《国语·晋语》载: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氏习于《春秋》。”《国语·楚语》载:申叔时主张“傅太子”要“教之以《春秋》”。《左·昭二年》载:晋人韩起聘鲁,见到了《春秋》, 很兴奋。这些事都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可见我国史学教育发端得很早。【注4:《春秋》原是当时各国国史的通名,具体如《齐春秋》《鲁春秋》等,其所记恰恰是进入“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史”。】
       二、《春秋》经文告诉你整整一个时代
      上古,未见有人为夏/商/西周王朝写国史,孔子整理《鲁春秋》之后,才有《春秋》经文系统地记录/传递鲁国中期的国家信息与同期眸重太国际信息。《春秋》经文是我国现存的国史之祖。
      (一)西周史料匮乏,史实难明。周初裂土封侯,周王室给姬姓子弟、给功臣名将及先贤后裔们颁赠一个“诸侯”名分,封他们一片土地,让他们各自带领一支拓荒团队,去远方进行国土开发与民智开发。早期,仅姬姓王族受封的诸侯就有53家,如鲁虞虢晋、管霍蔡曹、黎蒋雍毛等等。他们一队队从渭水      之浜的故园出发,分赴广袤无边的华夏各地,到人生地不熟的荒远之区去作星云状布点,各自劈石垦壤,独力建邦。这就得和当方土著居民实行“华夷杂处”,争夺水土田林资源,那矛盾与艰辛难以想象;开初地广人稀,诸侯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或许互不接壤,"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迟早会犬牙交错而引发纷争, 侵夺不休。就这样,经西周四百年的繁衍生息,广大河/渭/伊/洛/汉/汾/淮/济地带,便成了可爱的华夏家园,烟火连接、鸡犬之声相闻了。他们的开拓与经营,奋斗与牺牲,代价不小,意义深远。【注5,分封:周初把土地以及居民分赐给诸侯国。诸侯再分给自己的亲族,叫作卿大夫。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并率领自己的武士和军队,接受周天子的调遣。朝政由卿大夫共同管理。周代同姓不婚,异姓方可通婚,于是同姓诸侯为血亲,异姓诸侯为姻亲;久而久之,亲缘交织,便形成了“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念。这是古代宗法秩序的社会根基。】
      可惜,除周初30年(文武成康-周公召公在世的年代)凭着孔子删定的《尚书·周书》,显得有声有色之外,其后周王室与诸侯们所共享的数百年垦殖史,人们所知的实在太少太少。比如,人们知道:岐山有个召亭,平陸有个茅亭,荥阳有个虢亭,上党有个黎亭……后人只知道那儿依稀存在过某个邦国,但因为它们“没有历史”,各邦各国到底有怎样的建树与磨擦,后人无从了解。从这个角度说,西周数百年之史是沉闷而宁静的;而今安居于华夏家园的后人,满脑子想的只是西周诸侯如何作威作福,又有几人能记得创业先辈的流血流汗呢?
      (二)《春秋》经文向后世传递了春秋时代的系统信息。 西周末年,周王室的统御力急速下降,封国间立刻排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喜剧;既有激烈的军事竞合,多变的实力重组,更多的是通关易货、兴灭继绝的相互提携、相互渗透,相互兼併(新的分裂 极为罕见)。典型如五霸,其业绩就很突出:先是郑庄小霸,首开春秋诸侯疏离王室、自主行政的政坛新风;后有齐桓公在管仲辅助下,找到了一条“称霸”之路:在“尊王攘夷”(尊周天子为共主)的旗号下,“不以兵车”,而通过九次“衣裳之会”,动员和凝聚华夏力量. 僖公九年九月,在齐桓公主持下,诸侯们自主地会盟于葵丘,订立公约,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奬王室。或闲兹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民,踣其国家。”。这是世界第一道“联合国宣言”,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原诸侯统一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总纲。它提炼并确认了华夏秩序,使之在新时期发挥出凝聚人心的主体作用。齐桓公依此展开了扶弱济穷、兴灭继绝的称霸史。紧随其后,晋文公和他的子孙们,与秦穆公-楚庄王等展开了白热化的争霸斗争,持续两三百年,经过诸如鞌之战、殽之战、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等大规模的血拚,使诸夏各方从松散共存逐步走上文化聚合的交融进程。最后,偏居东南的吴/越也相继北上,投入中原的轮番纷争,终于实现了华夏文明对“天下”的全覆蓋。这一切,在《齐春秋》及《晋乘》《楚梼杌》等国史中都有反映,但这些书都佚失了!今天,人们对春秋三百年历史、特別是与鲁12公相关的史实却能知其梗概,首先就得感恩这本《鲁春秋》的存在。它见证了华夏人与蛮夷戎狄各土邦相杂居、相争斗、相消长、相交往、相融合而共臻文明发展的波澜叠兴的历史新潮,它见证了华夏文明超越第一轮分立(≠分裂)动荡的艰难考验而形成华夏共同体的辉煌进程。当然、说到底,春秋史的具体化、具象化,离不开《左传》《国语》《吴越春秋》等史书的贡献。【注6:华夷朵居:人们通常以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中原周边的居民,其实不尽然。黄河中下游原本也杂居着很多种族,如《春秋》所记:与鲁隐公/齐桓公/晋文公们交手的戎狄蛮夷,并不是从周边打进中原来的“异己”,多是中原固有的土著,只是未尝接受周天子的“正朔”、不甘服从身边诸侯的凌压、节制而已;如“伊洛之戎”“白狄”“赤狄”“莱夷”“九夷”之类。他们中的一部分先后融入了华夏文明共同体,另一部分则分居到四方水草丰茂之区,与当方土著杂居而融合去了。这些不同种族人,当他们的子孙向往中原时,便会重拾古老记忆,打出“我们也是炎黄子孙”的旗号,以赢取逐鹿中原的某种合法性。】
      (三)鲁史分三大段,惟"春秋段"有史册详载。鲁,建国于西周初年,都曲阜(商之奄地)。前后计800年,历36位君主,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时段。《春秋》只是鲁国的中期史, 它既无早期10朝鲁侯之史,也不及战国9位鲁公之史,唯有中间的“十二公”之史,其首末时限(前723-前468)与春秋时期(前770东迁-前453灭智)大体相当, 故人们借用来命名中国史的这个历史时段。
      鲁史第一段。周初,周公让长子伯禽为首任鲁君,把鲁国作为周礼的试验地、周乐的示范区来经营,故其礼乐文史制度是诸侯国中最完备的;遵守伦常秩序成为鲁国社会生活的基调。它从立国之日起,就有自己的专职史官,并设有史馆;而《鲁春秋》作为鲁国内政外交的即时记录,即始于伯禽。但伯禽之后, 历考、炀、幽,厉、献、真、懿、孝、惠诸公,他们是如何当政的,后人则不甚了了,仅从其谥号或可看出:他们最多只是周天子手下一名循规蹈距、无所改创、无所成就的“好诸侯”而已,而炀、幽、厉之流,恐怕连守成也难以做到。当时,鲁是三千诸侯中地位最高、最有代表性的邦国,其历史面貌如此蒙茏,等而下之的宋卫晋郑、齐秦吴楚之类,就不足论了;它们国史的亡佚,也就不奇怪了。。
      鲁史第二段。历史到了鲁隐公当政之时(前722--前711),周王室东迁了(前770),新创建的郑国(前764)拉开了春秋大幕。依孔子删削后的《鲁春秋》可知:此时,鲁国的发展颇有起色。在鲁、宋、卫、齐、蔡、陈、许、郑等华夏诸侯邦国中,鲁不失为有影响的带头大哥;其周边的一批微小邦国纪、杞、邹、滕、莒、郯等都认其为宗主,连本土戎人也乐于与其交往,故鲁国常能主导重大国际战略活动。后来,鲁桓公上台,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很大;常与强势的郑、齐联手左右天下大势。但他是杀害了亲兄鲁隐公而上位的,这是鲁国伦常的大变故;其后,桓公夫妇及其儿孙们又恣意而为,竟使四名登位者接连死于非命,这不能不戕害国家元气;又适逢齐桓/晋文先后称霸,鲁之庄闵僖文宣成当政时,虽仍不失大国牌面,却只能勉强支撑,再也无力左右国际战略形势了;到襄昭定哀之时,国力趋于孱弱,只能随着齐桓/晋文/楚庄的节拍跳舞了。
不过,这一切,并不是鲁史的全部。我们如果超越前人对改朝换代、兴灭继绝的特殊兴趣,不专从权力角斗的角度去看《春秋》,而从经济文化、产业建设、礼乐制度、教育科技的新变之角度去看鲁史,则有待发掘的内容正多。
      本期的鲁国,推行过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初税亩、作丘赋之类,这受到近人的很高评价;它组织过全国性、国际性救灾配粮活动,组织过筑城/建寨等国防土木工程和开渠浚流的水利工程,甚至开展过大型歌舞汇演与渔业竞赛活动,与势力范围内的戎夷土邦能放下身段友好柑处……,而其最重大的文化硕果,当然是诞育了大圣人孔子和挂在他名下的巨著“五经”,以及由孔子带出的那支跨国的、札根社会的庞大知识队伍,从而召唤出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这正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严重弱项,《春秋》经文也语焉不详,且评价偏颇, 但它们恰恰是今日应予重点探讨的课题。
鲁史第三段。鲁国在齐晋秦宋楚吴越的挤压下,步步衰退,自哀公之后,历“悼元穆共康景平愍顷”九公而终亡于楚,但没有专史予以记载,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其详情了。
      本期,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徐州到寿春,再延至许昌到南阳(宛),当年的鲁宋陈蔡、江许随黄,都陆续归于楚人的掌控之下了,人们便把这一带与“东吴”相对应地称之为“西楚”。楚人对淮汝沂沭流域的渗透与掌控,为“河济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汇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其影响之深刻,竟使秦代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皆以“楚产”自命,比楚人还楚人地从事着“反秦而张楚”的活动;而庄列杨朱们作为南北文化交汇的结晶,正是以"楚风"为特色的;连被视为汉文化之先声的“骚赋”,也出之于"楚"——可见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渗透力之巨!【注7. 刘顼皆“楚产”:刘邦是徐州沛人:项羽是淮阴下相人,韩信是淮阴人;陈胜是登封人,吴广是太康人;他们全是以“楚之复仇军”的名义造反的,陈胜建政迳称“张楚”。另:庄列陈许:战国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庄周)、列子(列御冠)、杨朱、许行、陈良、公孙龙子等,皆为"楚产",其思想、文风显然大别于北方的孔孟。连汉初作家淮安人枚乘的《七发》也被称为“骚体”。】
      从政治军事斗争史上看,三百年春秋时代的强悍代表是“五霸”,而从文化传承上看,战国前期之"鲁",正是春秋时代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吸纳吴楚之文化投射的黄金时段。
      三、作为国家正史之始,《春秋》为后世史家立标定制树样板,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其正负影响,都很深远。
      《春秋》决定了国史的体例,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表达,该不该用曲笔等,均于“《春秋》义例”中可见。正如古贤所说:“《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也。”
      (一) 首先,朝廷内外政务人事必须入史:凡朝聘、会盟、侵伐、大阅、疆田、筑城、焚邑、君王婚丧崩弑,公卿卒亡,皆得入史;但详略有别,中外有异。例如: 
      1. 凡与鲁国相关之盟/会/聘/狩,凡鲁参与了的重大战略会盟均记入国史。(1)春秋之世,周之聘鲁者七,而鲁臣如京师者五。此外,《鲁春秋》还记有锡命、归脤、归赗、会葬、"使求车"及“天王出巡”之类事例,这与其传承的“诸侯”身分相符;但其参与的"态度"则大别于过往。(2)庄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隐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僖九年九月戊辰,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齐桓称霸之会】。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盟于践土【晋文始霸之会】。这类活动,是新时期的“国家主体行为”,不再是尊奉周天子的礼仪活动了。
      2. 凡向鲁国通报过的华与华、华与夷、夷与华之间的败/灭/侵/伐一律入史。这里,有征伐,有吞并,有抗拒,有篡弑、有救援,但不见有“分裂”活动,这在华夏史上也是特例(诸侯"分立"不是"分裂")。
(1)凡鲁国战而胜之者,《春秋》记为“败某师”:庄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是年六月,公败宋师于乘丘。庄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2)晋多次向鲁乞师,这是鲁仍为“东方大哥”的旁证。成十三年春,晋侯使郄锜来乞师。成十六年六月,晋侯使栾黡来乞师 。成十七年九月,晋侯使荀罃来乞师。
(3)国际向鲁通报的灭国之战。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庄十年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僖十二年夏。楚人灭黄。文四年秋,楚人灭江。文五年秋,楚人灭六。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宣十六年春王正月,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十有二月,楚人灭舒庸。襄二十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帅师灭舒鸠。
(4)戎狄侵中国。庄二十四年冬,戎侵曹。僖十三年春狄侵卫。僖十四年八月狄侵郑。僖二十一年狄侵卫。僖三十年夏狄侵齐。文四年夏狄侵齐;围中国。僖三十一年冬狄围卫。这是华夷交融的一种形式。
(5)蛮夷也曾救中国:僖十八年五月狄救齐。哀十年冬吴救陈。这是华夷交融的另一种形式。
      (二)天象、灾异、气候、财赋、土木工程、年成丰歉,凡事关朝廷举措,或国际通报的灾情,皆得入史:它体现了人性关怀。可贵的是:对于天灾,《春秋》经文中绝没有归因于怪力乱神的话,更无“愚民自招”之类的无端指控; 这与《易经》讲灾眚的态度完全一致。
      1.日食、星孛。重视天文气象观测与记录,是中华科技文明的特色内容,且如今皆得到了科学验证, 这很了不起。隐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庄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庄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庄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
      2、以地震、虫灾、霜雪、水旱。这是为害最广、最多的自然灾害。以灾害入史,是民生关怀的表现。但遇灾重在如何应对即救灾举措,但史书缺载,这是明显的缺项。
(1)地震。中国古代地震记载详而准确,举世无双: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昭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2)虫灾,水旱雨雹。庄十八年秋有蜮,多麇,有蜚。庄二十九年秋有蜚。庄十七年冬多麇……真是多灾多难。隐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僖十年冬大雨雹。桓元年秋大水。桓十三年夏大水。庄七年秋大水。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八月大雩。昭六年秋九月大雩。昭八年秋大雩。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3. 以丰歉、告籴等政情动态入史。桓三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庄七年,秋。宣十年,冬饥。宣十五年,冬饥。襄二十四年,冬大饥。庄公二十九年,臧孙辰告籴于齐。
       4. 以制度改革入史。宣十五年秋,初税亩【土地制】。哀十二年春,用田赋。庄公二十有四年冬,大夫宗妇()用币【币制】。至于宗法礼乐制度的改革,则触处皆是,举不胜举;而作者与古代评论家往往以“礼崩乐坏”罪之。这是今人尤应当心的研究课题.
    这一切,体现了《春秋》史家的收录原则与行文体例。  
       四、两类传统的解经模式:以史实解经和以义理解经
 当初,孔夫子力推“学术下移”,把《鲁史》从国史馆中取出,花大功夫做了一番整理、删订,使之变成了他向生徒们传授的一份重要文史教材;但他只疏理了鲁国中期自隐公至哀公等“12公”计242年的那么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正好见证了“春秋争霸”的全过程——他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求实态度去删订《鲁春秋》的,只是客观地记述史实而不搞主观“创作”;但在其详略、取舍、贬褒之间,则不能不承载其本人的思想理论,特別是自家的政治主张、伦理判断。是故,孔子删《春秋》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待到定本之后,便成了孔门的重要教材,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到了汉代,儒门学者更尊之为“经”,视之为治国之本与立身之要,一直崇奉着。
      《春秋》问世后,讲解训释经文的各种“传”便应运而生;比如《春秋左氏传》,就秉承国史精神,从详述史实的角度去释读经文,从而创立了“史实解经”的模式。它对《春秋》史实的普及贡献最大;但它无法保证事事皆“真”,句句皆“实”,人人都"信",无法保证所有评议都“合理”,这就留下了不少的争议空间。一句话,史实解经法,有待完善。
       汉初,《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流行开来,它们打着崇圣宗经的旗号,用字训句解的方式,以问答形式,把《春秋》经文当成“圣经”来讲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伦理样板、礼仪规范、刑惩案例上,去深挖探求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特别醉心于道德审判,形成了一套“义理解经”模式。他们搞一字贬褒,拿经文套现实来论是非、定荣辱、判罪愆,实际上是在"借经立说",主观随意性很强,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偏离原著本旨,却又排斥他人的责疑问难。后世学者浸沉于其中,很难跳出其既成的窠臼。时日既久,也就异见纷呈而莫衷一是了。尤其是那些标榜“自立门户”者,总要涂上家门学派的极端色彩, 恣意引伸,甚而故意曲解,以吸人眼球,于是愈标榜“宗经尊圣”者,其离原典的本旨愈远。
      由于董仲舒/朱熹辈皆崇尚义理,其思想影响尤为深广。“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公羊传》的牵引下,把这本儒学经典当做刑律案例来读,还发明了“春秋决狱”之“术”,于是经文就成了决人生死荣辱的最高律条,凭它去依经杀人或借经救人。又如,宋代学者程颐/胡铨/朱熹辈,明知孔子对《春秋》是述而不作的, 并未游离于原著之外去发议论,立条规,却硬生生地将经文的所有言辞全都圣经化,律条化,那怕纯是记录风霜雨露的文字,也被作为“垂戒的圣言”来探微索隐。对此,王安石很反感,便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春秋》蔑称为“断滥朝报”(一大堆破滥无序且无用的朝廷旧闻),上书皇帝,要求将“三传”连同经文从国家法定的科举教材中一股脑儿地剔除掉;而近人康有为却又奉之为圭臬,据以托古改制——贬褒态度相距竟如此悬远!
      五、剖析"义理解经"之误
      对两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这般“义理解经”模式,清代学者俞汝言在其《春秋平义序》中早下了断语:“探微索隐,谨毛发之细;而其大体所在,愈求而愈远。要其故,不过二端: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圣人之刑书也’(朱熹语)。以为天子之事,可以进退百辟;以为刑书,而名称日月,无往非刀锯斧钺之用,而圣人之意愈隐。”真是挥刀见血之论。他进一步指出:四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宋人胡铨的《春秋传》)之误,有六大方面:一、把所有“圣人之言”一概凌驾于国法之上,这是僭越;二、拘执于宗法伦理而不顾现实,这是迂腐;三、醉心于标新立异而势必穿凿附会;四、主观臆测当事人的思想动机而难免诬枉;五、称扬赞美前贤的言行而走向浮夸吹捧;六、指斥别人的瑕眦而硬行上纲上线。这段话,对传统理学家的“春秋论议”,几有一扫而空之势。【注八:见《春秋四传纠正序》,原文是:一曰尊圣而忘其僭;二曰执理而近于迂;三曰尚异而邻于凿;四曰臆测而涉于诬;五曰称美而失情实;六曰摘瑕而伤锲刻。】
      现在看来,在"义理解读"模式中,只为礼崩乐坏唱挽歌,不识新生能量的躁动。要知道,周王室的衰败与解体,恰恰给了春秋时代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面兴发之机,恰恰是华夏文明向东方大地全面渗透,发挥其历史主导作用之时,是将华夏各族团聚成一个民综合体的黄金时段。为此,对于站在历史前进节点上,一面促进礼崩乐坏、一面结束披发左衽,合力推进华夷融合的各邦各族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应该做出恰当的积极评价,片面地为礼崩乐坏唱挽歌者早该闭嘴了!而既往的评注家们,只要遇到蔑视周王室及周礼之权威的言行,只要遇到新生能量的躁动,一概丑诋、谩骂,拚命维护旧秩序,看不到社会前进的步武,看不到社会文明的提升。理学家、道学家们的思维中,有三大惯性偏颇:
      (一)脱离社会实践,无视社会发展走向,看不到春秋政坛强势人物的可取之处,却总是刻意贬低。
      1.《春秋》经文中首出的强势人物是郑庄公。正是此人拉开了《春秋》政坛的序幕:他十来岁刚登台就巧妙地应对母亲与胞弟联手祸国的妄为;他以"周郑交质"的破天荒之举摧毁了周天子的虚假权威;他组建的第一支"步兵"击败了游牧部落"骑兵"的袭扰;他以新生诸侯国的资质与老牌强国鲁/齐联手,与同为老牌的诸侯宋/卫等较量,争得了本国的国际地位,人称郑庄初霸、郑庄小霸;而"义理解经"派却把他塑造成了-介阴谋家。
      2.《春秋》第一位标志性人物鲁隐公,他不贪权、不恋位,信守承诺,对臣僚宽和而不设防;对内仁爱兄弟, 尊重嫡母,对外与小国、弱国直至戎夷土邦都友好交往,促进交融,从不倒行逆施,强行干预;在国防设施、经济文化方面亦颇有建树, 强化了"国家"的主体意识,使这个老牌的诸侯之邦蜕变为新时代的东方大国;他的行政风格,不再是那种"敬天认命、遵礼履职"的旧式诸侯,而是站在历史前进节点上努力作为。可是,道学家们对他却吝啬赞词,反而百般挑剔其不照旧给周王室输诚纳贡的不是;当其无端被害时也不肯给予一字昭雪!
      3.齐桓-晋文君臣, 他们为整整一个时代闯出了一条称霸振兴之路,把华夏置于比权量力的平台上使之力争上游,促成了霸主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与华夏文化区的共同发展。齐对东夷、晋对北狄,突出地发挥了华夏文化之辐射、吸附、融合作用;齐桓晋文及其子孙们,为阻遏荆楚的北上竭尽全力,从而为安顿中华大家庭营造了最佳基地——他们是历史前进的弄潮儿, 他们预示了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光明前景。义理派说什么“天下无王久矣,实行仁政王道,宜若反掌;而管仲不为,只知霸道!”这只是望空放炮而巳。
      4.秦楚吴越,把中夏文明引向羌戎巴蜀、引向荆湘吳越,同时让荆湘五湖文化辐射到淮济流域,空前拓展了炎黄子孙的生存天地。而所谓"炎黄子孙",那实质上是透过血脉认同的形式,实现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可贵的是:这都是它们的主动行为,而不是中原华夏强加的;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惟一性、独特性。他们都是华夏文明的功臣,本应受到热情赞颂,却被理学家们刻意贬低了。
试问:抽去这些人的积极作为,春秋史还能剩下什么?理学家们瞧得上谁来?他们用空话代替实践,用高古涂抹现实,只是妄占道德高地而己。
       (二)意识深处鄙视形而下学,鄙视实体产业,排斥比权量力,排斥争强好胜,以保守、复古的历史观相号召。在《春秋》及其义理评议的影响下,从历代正史,你看不到产业状况的具体叙述,看不到科技发明的如实记载,看不到对社会进步的热情讴歌,看不到对芸芸众生之生存状态的真切描摹。我国传统史书,总是在三纲五常的旗号下,铺排帝王淫威及其生活的奢糜,比如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的"合法腐败";总是渲染改朝换代的倾轧与血拚,揭露各式各样吸人眼球的黑幕;更有甚者,有的人在高唱仁义的旗号下、以超乎寻常的兴致展览历史阴暗面,对历史人物做探微索隐,深挖硬追其道德人心方面的险恶与机诈,其效应只能是严重毒害我们的民族灵魂。
      (三)僵持宗法伦理,打着“为君亲讳”的大旗,来遮掩丑行、洗白恶德。孔子主张为尊亲讳,原意只是希望把某些阴暗、污秽、凶残、酷虐、逆天、反人类的丑行恶德说得粗略一点、委婉一点、文明一点,拒绝露阴、揭黑、展恶、示凶而已,而不是掩饰/回避丑恶事件本身。 这本是一种文雅的表达技巧。其实,人们一旦知其“讳”之所指,也就无所谓"讳"了。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一则,矛头直指天王的枉杀胞弟,根本就不为天王“讳”;本书《鲁庄公》一卷中,连载其母姜氏与亲兄(齐僖公)公然幽会的丑事,所费笔墨之多,全书独一无二,暴露得也夠狠了,何曾回避? 而理学家却往往将“为尊亲讳”遵奉为圣人定下的铁律,以至归谬为“回避事实,掩盖真相,漂白污秽,转移目标”的奸巧伎俩。
      以郑庄公"克段"一事为例:他上台时就遭遇其亲妈与胞弟的联手反噬,他才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不能不百般隐忍,巧妙应对;二十年间,公叔段母子不间断地、有步骤地阴谋进逼,直至武装叛国、偷袭京城,郑庄公这才发兵予以回击,却仅仅将其驱逐出境而己,无意间留下了长期的隐患。理学家们对公叔段之罪行不置一词,却刻意谴责郑庄公的"养成其患""引蛇出洞"。天下竟有这般“盗理”! 
      还有个鲁庄公,其母姜氏与齐僖公搞兄妹恋,谋害亲夫鲁桓公后,竟仍以出席外交活动的名义去与胞兄幽会达七次之多,可见其侮弄权势,张狂无耻到了何种地步!理学家们放开此等无耻之尤不论,却去责备被扶上台的十三岁儿子鲁庄公,责备他“不知以礼防闲其母”。这还是人话么?
      从文字表达的特定角度看,我们应能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曲笔”等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难题看来,只有走出“义理解经”的圈牢,才能找到《春秋》经文的正解。然而,当今,一本干净而完整的《春秋》经文之单行本,又到哪儿去找呢?
      六、写在最后
      我认为:只有从史学与新闻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本着求实精神去解读《春秋》,回归它的“鲁史”本相,才可以找到往古生活的真相,找到当年“新闻”的正解。我们应以历史眼光探寻发展规律,从新闻视角捕捉时变节点;进而对《春秋》经文做量体合身的品鉴。为此, 我说了从鲁史中所窥知的鲁国社会生活与春秋世情之概貌,说了我从春秋新闻中所感知的时代气息、所把握的春秋争霸与春秋政情的发展大势,所了解到的春秋时期华夏各地各族人民从争强/争胜到走向大融合的艰难阵痛。谨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从普及经典知识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将就经文中重要的或生僻的专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器物名/法制名……)做简要交待,就反映著名史事或传说的词组/短语做些简释;对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做关联性串讲提示,并就本书的“国史体例”或具有示范价值的“新闻报道”之制作手法做些介绍。这么做,希望有助于《春秋》经文的品读,敬祈教正。

【202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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