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中之乐人不省
说到酒功，则表现在许多方面，正如王粲所说：小则可以“成朋友之欢好”，大则可以“协武义于三军”。
酒功之所在，首先在于一个“乐”字。
酒，无异于一副舒心理气的灵丹妙药。男婚女嫁、宴请宾客、洗尘接
风、长亭饯别、庆功贺喜、吉日良辰、逢年过节，大家都要举杯相贺。要是没有酒，大概也就没有什么乐趣了。
清代有一个叫康碹的贡生在诗中写道：“酒中之乐人不省，劝君饮酒君自领。”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的陶渊明，不肯追求生活的显贵，但求能喝上自酿的美酒，“酒熟吾自斟”，认为这才是人生的极大乐趣。清代的宝廷辞官之后，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然而他并不以穷愁的生活为苦，而以饮酒为乐，平心面世。他在《饮酒学陶》的诗里，非常生动地写道：
瓶中尚余酒，寒夜且饮之。
酒尽身已温，即我当眠时。
人生天地中，贫富皆如斯。
......
在酒精的刺激作用下，三杯下肚，能使人一时达到通体舒泰、烦忧尽消的地步，从而悠悠然物我两忘，飘飘然恍若登仙。虽然这作用只是暂时的，但毕竟带来了乐趣。
人们饮酒有独酌，有对饮，也有三五知已举觞同饮的，各有各的情调和趣味。
李白在《月下独酌》诗第二首中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既然天地都爱酒，人也爱酒那就非常合乎自然的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而他在独酌之中，是深得了“醉中趣”的，享尽独饮之乐。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遭到文君之父卓王孙的坚决反对，卓文君愤而离家，“当垆卖酒”，传为千古佳话。而在离家之初，他们生活极端贫困，相如没钱去买酒，于是“以所着鹔鹴裘，就市贳酒与文君为饮”。红烛一盏，醇酒两杯，夫妻对坐，同饮合欢，自是别有一番情趣，享尽心心相印之乐。
中国人是好客的民族，凡有客来，必以美酒佳肴待客。孔融的一句话，颇能代表中国人的古道热肠：“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李白和岑勋、元丹丘在酒店畅饮之时，不住地劝他们痛饮：“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没有钱买酒了，则“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慷慨恣肆之态跃然纸上。陶潜归耕陇里之后，每逢饮酒，也不忘招呼邻里同饮。杜甫也“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即使贵客临门，也不忘招呼邻翁相陪共饮，唯有这样才能尽兴，享尽友情之乐。
除了友人相聚之外，喜庆节日更是离不开酒的。唐朝诗人王贺在《社日》诗中所描写的场面颇有代表性：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埘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丰收时节，人们兴高采烈地赶社去了，猪圈、鸡窝都敞开着，日落西斜，家家扶得踉踉跄跄醉人回家，喜庆丰收场景尽现。
在中国古代，朝廷官府宴会、祷天祈地都是要用酒来“礼天地，事鬼神”的，诸侯会盟、征伐也都离不开酒。据《南史》记载，曹景元在淮水大败北魏军队胜利而归时，齐武帝在华光殿大摆庆功宴，在酒宴上齐武帝命群臣赋诗。大家争相抢规定的韵字，曹景元抢不到韵字，颇不高兴，齐武帝亲自把“竞”“病”二字给他，于是皆大欢喜。从这些记载看，那场面一定是热闹得很，同时也使人感到在酒宴上，君臣之礼也被淡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八年在玄武门赐宴饮，太宗乘兴作飞白书，群臣都抢着要。太宗把自己写的字举得高高的，让人抢不到，尚书左承刘洎跳上御床，抓住太宗的手硬把字抢了过去。太宗不仅不见怪，反而玩笑地说：“昔闻婕妤辞辇，今有常侍登床!”
三同时，魏文帝曹丕常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有一次，喝到“酒酣耳热”时，他们正在吃甘蔗，于是顺手拿甘蔗当杖，魏文帝与邓展比试起来，结果是：“下殿数交，(文帝)三中其(邓展)臂，左右大笑。”
本来，按礼仪讲“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而魏文帝、齐武帝、唐太宗等人喝到兴头上，也就不管什么礼与非礼了。看似非礼，实是德显，君臣同乐，其乐融融。
至于文人骚客，在饮酒中更平添了许多雅趣。观花赏月，邀游山水，吟诗作画，读史论书，都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读史论书而言，古人常以书佐饮，书比佳肴能佐酒。白居易就在《醉眠诗》中说过：“放杯书案上，把臂火炉前。”宋代的陆游，也在《雁翅峡口小酌》中写过：“欢言酌清醺，侑以案上书。”宋代苏舜钦以书佐饮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据《宋史·苏舜钦传>中记载，他当年寄居在祁国公杜衍的馆舍中，天天晚上都索求一斗酒。杜衍有些奇怪，就悄悄地到晚上去观察他，发现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捧着《汉书》，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汉书》。杜衍大为惊奇地说：“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也。”于是，杜衍就吩咐下人及时供给他酒喝，好好地侍候他。
古人以书佐酒之风，不仅表现在边饮边看书上，就是借书还书也和酒分不开。《春渚纪闻》中记载说：古人借书，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时还时，皆用之耳。
曾中造也在《高斋漫录》中说过：“古人云：借书一胈，还书一胈。”所谓“肢”，《集韵》中解释说：“酒器也，古人用以借书”。
蒲松龄召客饮酒，在聊天中搜集奇闻异事，加以凝炼集中，编写成《聊斋志异》。可见，酒与书的相互作用是何等密切。
饮酒，主要在一个乐字。而酒的功更表现于各个方面，正因如此，它才“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
酒，小而言之，可以消愁解闷，益寿延年。大而言之，则对于军事、政治都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人世问，虽然使人忧愁的原因各异，但大概没有人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过忧愁的，或因个人的得失毁誉、悲欢离合而产生的为一己之忧而忧，或因国家的安危、治乱而引起的为天下之忧而忧。有了忧愁，人们也就要寻求一种解脱忧愁的途径，而以酒解忧，是人们常常容易想到的一种方式——虽然这也只能是暂时的解脱。曹操在他著名的《短歌行》中就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把酒叫做“忘忧物”。
杜甫在天宝四十年，由长安回奉先探亲，当时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他有感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一种社会现状，不免发出“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苦闷，对于这样的现实，他只能把酒消愁。
陶渊明任彭泽令不到三个月就挂冠而去，归隐田同。他之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者，实质上是不愿意为那昏庸的统治者“折腰”。归隐之后，他以饮酒自娱，所以在他的诗中几乎篇篇有酒，也是借古喻今表达了对当时的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这些似乎不合君臣之礼，但它却是一种根植于诗人良心上的大德酒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