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之作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淑一

　　中国人著史的传统悠远绵长，古往今来史家辈出不胜枚举，典籍浩繁汗牛充栋。如梁启超所云：“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面对如此厚重的史学遗产，如何以近现代研究视野去梳理传统史学超越时空的宝贵资源，揭示几千年来历史典籍的内容与组织形式的辩证关系，阐释一定史书体裁体例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说明不同史体的特点及它们在演进发展过程中彼此间的渗透和影响，总结评价不同编纂思想或史体观念的发生、沿革和学术价值，引领现代史学继承和发扬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优秀成分，就成为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重要而艰巨的课题。新近由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2】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首部中国历史编纂学通史著作

　　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系统性和贯通性是其关键。《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起西周时代，下迄二十世纪末叶，首次以通史的面貌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编纂学做了阐释。全书总共分为五卷六编。前有导论，开宗明义界定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分期和基本内容，总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后有余绪，讨论中国历史编纂学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比较中西古代历史编纂传统的共性与区别。

　　中间的主体部分，则以断代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划分为奠基、确立、发展、兴盛、嬗变和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格局六大演进阶段，分别对应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历史编纂学成就的吸收借鉴诸时期，摆脱以往把历史编纂学单纯视为研究史书体裁体例的技术问题、多个案分析少综合考察的做法，纵向上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史书体裁的沿革演进、史法变迁的时代条件和递嬗关系等进行了排比爬梳，横向上则把握住各个时期史著的著述宗旨、成书过程、编纂技巧、史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体例运用的创新、叙事技巧的丰富、史学范围的扩大等内容，从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两个方面阐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思想脉络、成就特点和内在规律。

　　为了既能够“立体式著史”，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道路，体现中国磅礴广大的历史编纂传统，又能够重点突出，从而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中国历史编纂学史》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作了去粗取精的选择。全书择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史通》《通典》、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元史》《明史》《文史通义》诸有代表性的史著；司马迁、班固、陈寿、裴松之、刘知几、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白寿彝诸有代表性的史家；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志体、章节体诸典型史体；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史学理论的自觉、官修史书和私人撰著二者间的关系、时代剧变推动下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风貌等核心问题，将史家、史著与史法进行综合论述、一体分析，总结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优劣得失，得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概括。

　　例如，在全书第二卷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两汉时期”的考察上，书中就突出了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二者不可移易的中心地位。对于前者，通过论述司马迁创造性地将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与社会情状维度三者并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展现其著史的多维视野与《史记》的恢弘气魄；通过分析司马迁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形象，不囿于等级名分而为孔子、陈胜等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在记载历史人物的同时又展现民族智慧，体现其已经具有“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高度自觉；通过探论其设置《六国年表》《秦本纪》诸篇以表达历史大势，设《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诸篇以记载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突破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限制，为诸子百家人物立传、拥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怀，以及其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体配合，匠心独运，内涵与审美高度的统一，表现其贯穿全书的非凡史识，彰显《史记》无愧于中国纪传体史书百代不祧之宗的崇高地位。

　　对于后者，书中则通过论述《汉书》对西汉开国史料的重要补充、对汉武帝时期历史浓墨重彩的书写等，为郑樵以来所谓的班固于汉武帝以前历史“尽窃迁书”的说法正误；通过分析班固据事直书社会矛盾，表彰廉直之士，贬斥伪善人物，关注民生疾苦等方面，表彰其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通过考察班书《百官公卿表》兼具表、志的双重作用，《王莽传》将人物传记与新莽朝政的精巧结合而避免不重复论说，体现其严密合理的体例；通过论析班固设置十《志》、采谣谚入史、成功的细节描写等，体现其对典志体的完善、高度的叙事技巧和博赡典雅的风格，褒扬其“断汉为史”、首创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的历史编纂学功绩。

　　而对于两汉时期的其他史学成就，则扼要选取《汉纪》《楚汉春秋》《列女传》《吴越春秋》《东观汉记》等有典型特征的几部进行论述，既不因巨遗细，亦不喧宾夺主，不掩盖《史记》《汉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芒。

　　而全书的其他卷次，比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突出该时期正史编纂的巨大成就、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典志体通史的创辟、五代政局混乱背景下历史编纂经受的考验；宋元明清卷突出该时期正史修撰的规范化、《资治通鉴》的巨大成就、纪事本末体的成熟与纲目体的创立、私人修史的盛行、《文史通义》对传统史学的总结与思考；近现代卷突出时代剧变下历史编纂的新景象、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国家意志弱化下设馆修史制度的衰落、章节体自西方的传入与盛行、抗战时期通史编纂的新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通史编纂的新趋向，等等，均有统筹兼顾、抓大放小、详略得当、主次分明的特色，展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自身所具有的高超的历史编纂学技巧和水平。

　　站在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高度，书中认为学术界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共识：第一，历史编纂是历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重要载体；第二，历史编纂为“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性创造过程；第三，历史编纂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著述格局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必须以动态的眼光进行考察。同时，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意义、光大中国史学“求真”与“经世”二重性辩证统一的优良传统出发，书中又提出了以下命题：一，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精华，发掘、阐释历代优秀史家的出色智慧和非凡创造力，揭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民族特色；二，从历史编纂学这一独特视角，总结中华文明世代赓续、传承久远、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增添助力。【3】

　　二、鲜明的原创性和理论前瞻性

　　作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名家，陈其泰教授秉承其先师白寿彝先生的教诲，三十余年持续关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此后又有屈宁、张峰、刘永祥诸位青年学者陆续加入团队，积年沉淀与众人拾柴，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芳草绵绵落红成阵，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理论前瞻性。

　　在对先秦时期重要典籍《国语》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上，书中认为《国语》这部史著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对待，其成就亦被低估，书中指出《国语》载录了自西周末年以至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以记载春秋时代卿大夫们的“嘉言善语”为特征，创立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国语》的历史叙事技巧亦相当高超，成功地把“记言”和“记事”二者结合，用对比的手法叙述历史事件和刻画历史人物，从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历史演进过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用“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初步范式。其与《左传》一道，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亦为中国史学在不久以后出现更加成熟的史学著作奠定了基础。【4】

　　在对《史记》诸“世家”历史编纂成就的论述上，书中指出以往一些学者批评司马迁“名实无准”“自乱其例”，其实是未能辨明司马迁针对三十“世家”不同篇章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运用了灵活的编纂范式和体例。通过“编年纪传二体相兼，经纬交织”的方法，司马迁既显明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历史的盛衰起伏，又努力刻画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有为人物的形象；而将孔子、陈胜等布衣素人列为世家，则体现了其对古圣先贤或农战领袖的表彰；又把汉初一批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张良等人纳入世家，是肯定他们“辅拂股肱”的作用，与自己颂扬汉朝历史进步的“宣汉”立场保持一致。《史记》“世家”体裁的创立，实是司马迁对当时历史编纂难题的精巧解决。【5】

　　在对《新唐书》的编纂思想和特点的考察上，书中认为《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其中既有因不屑五代衰世而借助重新修撰唐史以争正统地位的色彩，又有以唐史为鉴巩固当世统治的现实诉求。具体到编纂方法上，便是极其重视唐代治乱的经验教训和典章制度，在总结唐代政治得失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同时由于北宋文治大兴，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补《旧唐书》之阙的意义。【6】

　　在关于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的问题上，书中认为对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应当首先将其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放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和真正的意义。梁氏不仅以敏锐的社会学眼光和娴熟的著述技巧引进西学、重建了中国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了重新整合，用超前的学术意识思考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和专史领域进行了亲身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深远。【7】

　　此外，在对于如《史通》一书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五代社会动荡时期历史编纂传统所经受的考验、明末私修明史风气的兴盛、《春秋大事表》对传统史体的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的演进、抗战时期通史编纂的新高潮、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学的比较等许多理论与实证问题上，书中都有积极的创获，彰显了作者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努力探索、勤奋耕耘的成果，也代表了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精深水平。

　　三、在出土文献历史编纂学研究上的贡献

　　《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总结梳理，是以传世文献为中心的，然而对于当今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研究，也没有忽略。书中专设“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一章，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择要探讨了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清华简《系年》和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历史叙事特点，提出：传世文献《春秋》《左传》和出土文献《系年》《编年记》的体裁都是编年体，《春秋事语》的主要体裁亦为编年体，这说明古代先民在观察历史进程的时候，最早和最多采用的是时间的视角。但是不同体裁之间并非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之也会有《春秋事语》这类记事与记言兼有的史书出现。而清华简《系年》在严格按照编年体裁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又成功地糅合了纪事本末的方法，为“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是史学发展的重要规律”提供了新证，并再次证明纪事本末体作为史家记述历史的重要方式，很早就存在于历史著作当中，不应刻板执守直到南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才发明了这种史体的观念。并且，《系年》的作者能够做到将从周武王到战国时期的主要史事前后分明地记载下来，对长达四五百年范围内的历史大事有全局性的把握，足以称之为“通古今之变”的发端，正是在古代先民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上，到汉武帝时期才有《史记》这部记载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通史的巨著产生。【8】

　　而除了直接探讨上述出土文献的历史编纂学特征之外，书中的一些见解对于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也有帮助。比如清华简《书》类文献是当今研究最为热门的领域之一，在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清华简中，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皇门》《金縢》等多篇与《尚书》有关联的内容。【9】《中国历史编纂学史》总结出“《尚书》以记言为主，开创了‘记言家’之先河，但同时在一些篇章中又有‘因事命篇’的特点。而《金縢》《顾命》等篇，均以记事为主，且叙事完整，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历史编纂方法已经有了‘以事件为主要视角’的创意”，【10】“《尚书》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认识必须‘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变化”【11】等，对于研究清华简《书》类文献诸篇之间的编连组合和单篇文本内部的整合过程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结 语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著作的第一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同样存在些许可精进之处。比如全书从纵横两个方面广泛论述，在历史编纂学研究领域多有创辟，但是在个别问题上还属于比较初步的看法，还需要今后作更进一步的探索。举例说：作为一部记载1362年史事的巨著，《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北宋以前众多正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那么，它是怎样剪裁正史的有关材料以使历史的主线更加突出的？又补充了哪些正史以外的材料以使著作更为丰满的？这是很值得详细阐述的问题。又《文史通义》是传统史学后期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章学诚对于“道”的探索有很高的成就，而他关于历史编纂学改革的主张与其对“道”的探索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也是可以进行更多思考的地方。如果对这类问题都能给岀较为详尽的分析，对于扩大《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讨论范围、增强研究深度，将有很大的意义。

　　再如，书中成果开拓性有余，但对当代学界相关研究的观照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如朱维铮教授曾经提到：“说到中国的历史观念史，通常将它等同于传统史著体现的指导思想或理论。但与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层出不穷的历史哲学体系相比，传统中国以史学本身为思辨对象的理论性著作，似乎除了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许再可算上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就别无史学理论体系。”【12】对于上述主张，应如何评价与回应?本书这方面完全可以进行一些补充。又王家范教授指出：“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13】此说与本书的有关论述相辅相成，如能形成一定的对话，对于拓宽本问题的研究视野、研究层次亦将有相当的裨益。

　　不过，以上问题皆属白璧微瑕。个别不足，并不影响本书整体上成为一部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引领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话语权的优秀著作。“汇滥觞成江河，事始简而终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一书编撰的源起，是陈其泰教授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的立项。但在立项之后的九年多时间里，陈其泰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兢兢业业，苦心勤力，不断挖掘新史料，发现新问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最终将原定一卷本50万字的重点课题，以五卷本243万字、不亚于一项重大课题结项成果的巨帙呈现，其老骥伏枥、嘉惠学林之心，金石可鉴。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2】陈其泰主编，陈其泰、张峰、屈宁、刘永祥著：《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

　　【3】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导论”，第3页。

　　【4】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先秦时期”，第234—270页。

　　【5】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两汉时期”，第74—90页。

　　【6】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4卷“宋元明清时期”，第93—108页。

　　【7】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5卷“近现代时期”，第109—141页。

　　【8】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先秦时期”，第295—308页。

　　【9】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9辑，中西书局2011—2019年版。

　　【10】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先秦时期”，第192页。

　　【11】参见陈其泰主编《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1卷“先秦时期”，第201页。

　　【12】朱维铮：《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13】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