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的极限写作

　　一

　　也许是出生于赣南的缘故，温燕霞似乎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情有独钟。众所周知，赣南曾是革命老区，那里翻滚过磅礴激荡的历史风云，上演过血泪交迸的战争大戏，演绎过惨烈无比的人间故事，经历过目不忍视的灵魂性拷问。温燕霞以她过人的才能与非凡的勇气，经过精心的选择、深入的开掘和生动的描绘，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给了我们不同于其他作家写作的丰富想象、精彩虚构与真实再现。我们读到的6部中篇小说，大多不是正写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活，而是进行了相关的侧面描写。从作品的精彩程度看，其惨烈、丰富、深刻一点也不亚于战争生活本身。在此过程中，作家在结构作品、刻画人物、揭示人性、运用语言、开掘主题诸方面，都获得了较高品质。

　　温燕霞的这6部中篇小说，每一部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杜竹音和小圆镜》描写了一位叫杜竹音的乡村女性，新婚三天的丈夫牛牯从军上前线时送给她一枚小圆镜——会“通人事、会说话”，在不同境遇下变换不同的表情，几乎成了一只魔镜，它伴随在杜竹音身边，是她于悲苦环境中的倾诉对象，是她连通外部世界的纽带，是一种寄情与移情的载体与伴侣。《李命大》是以老年李命大的回忆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以一个婴儿的奇特而悲惨的经历再现了那个纷乱血腥的时代。李命大刚离母体时的小小年纪，就具有超常的记忆。这种富于穿越感的主观讲述，代替了作者的客观叙述，童贞视角的清澈、动荡世事的纷繁，形成了人物命运的极强悬念感，从而产生了极强的吸引人的魔幻特征与阅读趣味。《我和我的母亲》以腹中婴儿的听觉、视觉、触觉甚至是想象感知来审视母亲熊玉文与父亲张大虎，是母亲与父亲的结合使主人公“胜利”的生命得以孕育。居住在母腹中的他，谛听孕育他生命的母亲，以及母亲以医生身份工作与战斗的外部世界，讲述了她身为医务工作者在危境甚至是绝境中的坚强、干练、大爱、深情，塑造了这位战争中的母亲形象。《石头生》描写的是一个母死爹不赎的青年人，“我不姓钟，我姓有种!”逐渐对自己的地主出身产生了敌意，故而改名为石头生，反映出一种同家庭决裂的愤然和决绝，以及怎样最终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坚定的战斗者。《水莲》是一个女性悲苦命运的真实写照，主人公是怎样凭着自己坚忍和复仇的意志，在恶魔的手下救出自己曾经的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红军送药，并愤而砍死赖明这个恶魔，最终走向革命。《冷莎的战争》反映的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的南昌故事，作者以冷峻凌厉之笔，描写在残暴的日寇犯境之下人们的悲惨遭遇及其抗争。这些作品在《人民文学》《雨花》《解放军文艺》《芒种》《百花洲》杂志发表后，有两篇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在读者中引起了相当的反响。

　　二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温燕霞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创作，绝不是我们可能常见的某种平和的、温存的、诗意的风格特色，相反常常是采取一种出人意料的极限式的写作策略。即她总是把小说的情节和细节，按照所反映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逐步推向人物与行为的极致来展开描写，通过连续不断地叠加与累积，形成强大的叙事张力，让读者在几乎是步步惊心的阅读中，感受文学的历险与震撼、惊悚与残酷。

　　《杜竹音和小圆镜》中的杜竹音，在红军遭到失败之后，身陷绝境的她只得被迫改嫁恶霸地主，在受尽百般凌辱与折磨中，为其生下两个儿子大宝和二宝。被逐出门后出于母性的牵挂前去探望儿子，却遭到地主家最残酷的对待，甚至放出大黄狗来咬她，虽然逃到台湾的大宝二宝后来打算回大陆看望生母，却又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冷莎的战争》中的冷莎竟被入侵者伊藤西城企图“让洪都公司聘你为董事，帮我们收购铜铁、粮食、招募劳军妇女”。《李命大》中的监狱长死胖子竟然无耻地让作奸犯科的女犯人生孩子，将其卖出去以获利。那是一个敌人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的严酷清剿的年代，像李屋村这样几十口人被杀，白军对人民群众的杀害到了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程度。所谓“命大”不是来自于天意，而是所到之处有好心人的保护。《石头生》中的主人公在过湘江时的激烈生死场面，朱九连长与杨指导员发生的严重对峙，老于头瘦小的身躯竟从大山的裂口处坠入万丈深渊，朱九连长因在战斗紧张之际丢弃了石印机、大炮底盘等设备被团军事裁判审讯等，均为我们不常见的情节。《我和我的母亲》中住在母亲子宫里的婴儿，竟然能感受到母亲的工作与战斗，他似乎能看到母亲用菜刀磕开毛藤结疤，捉了一大碗胖乎乎的虫蛹。父亲重伤濒危时，他听见了母亲心脏破裂的声音，仿佛还看到了父亲用残存的右手扯断肠子的惨烈画面。《水莲》中的水莲被迫出嫁本身就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洞房之夜的被强暴，以及在空旷阴森的围屋中，面对居心叵测的公公和阴险邪恶的婆婆，人物所处的是暗无天日的绝境。小说刻意进行这种险象环生的极限式描写，不只在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同时也是时代氛围的深刻而准确的反映。

　　三

　　温燕霞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又是多品质的，作为一个作家对特定时代生活与人类情感的别样抒写，其作品经常溢出某种为生活本身所包蕴，而在章节之间发散令灵魂为之战栗的巨大意味，不免时时既像泉水一样润心，又像针一样扎心。

　　《杜竹音和小圆镜》中的杜竹音在走向战场时，同丈夫相私会，揣在衣兜里的小圆镜隔着褪色的衣衫不但感知了日光的温度，还清晰地听到了牛牯的喘息和竹音的呻吟。她对丈夫翻山越岭地寻找，反映出这个不屈的女性的坚贞与炽烈。而在她处于极度绝望与悲苦的处境中，却传来了“哎呀勒，苏区干部好作风，夜打灯笼去办公”的熟悉歌声。这样的歌声承载着她无尽的回味和对未来的希望，还寄予了她深切的悲愤和无边的绝望，令人回味无穷。《冷莎的战争》中矮小瘦弱的日本兵长谷川端着雪亮的刺刀，站在冷莎丈夫高海面前簌簌发抖，但在围观士兵此起彼伏的喊声中，终于传来了长谷川稚嫩的喊杀声，继而是日军士兵热烈的掌声、喝彩声，揭示出日本兵是怎样从稚嫩胆怯到凶狠残忍，更显示日本侵略者集体凶残的本性。《李命大》的主人公以类似于补笔的祭奠方式，既总结了主人公曾经的复杂经历，也反映出他对所有救助者的感恩之情，应当说是小说中非常动人的一笔。《石头生》沿着石头生的性格逻辑，以设计一个非常有趣也有力的情节，在生动平实的叙事中，产生了于山穷水尽处峰回路转，使人开怀解颐、会心一笑的妙味。《水莲》中对肉丸子这个小人物的塑造，虽然在作品中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但对小说情节的推进、氛围的营造、结局的产生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甚或涂抹上了某种人性的微光。《我和我的母亲》描绘的是母亲希望与困顿交织的人生，一边是孕育，是感受生的惊喜与欢欣;一边则是遍布血污的救治疗伤，这一切都集中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生与死同样的切近和真实，令人感慨人生命运的幸与不幸。

　　综上所见，温燕霞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从人们看起来颇为熟悉的生活出发，以更加抵近的姿态呈现战争生活的样貌、质感与特征，充分地反映了她对历史的穿透，对生活的了解和对文学的追求。她在并不算多的篇什中，通过她的思考与审美、想象与虚构、才气与力量，不仅奉献给读者有着独特品格的、超越了我们以往阅读经验的好作品;而且把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探索和表现带入某种新境界，从而毫无愧色地在同类领域的创作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